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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并烧杀抢掠的资料

归档日期:11-22       文本归类:反坦克手雷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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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出兵补偿协定,苏军运走了东北总发电量百分之八十五的电力设备,以及鞍山、本溪等地百分之八十的钢铁工业设备。苏军还把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和多家私营银行的全部纸币、抵押品、金银、外汇没收,改为流通“红军票”。在东北初期,苏军军纪松弛。

  1945年8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发现一些苏联红军进行抢劫活动,于是掏出苏联红军的军官证,斥责这个不法的士兵,说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这两个苏联士兵一看事情败露了,在行至一处下坡路时,违纪的苏军士兵怕卢冬生告发自己,就从背后开枪打死了卢冬生。

  1、1941年期间,希特勒下达要求各部队消灭5000万斯拉夫人的命令,对几乎所有投降的苏联战俘毫不留情的虐杀。于是在苏联军民的愤怒下,紧急降落的德国飞行组员经常在第一时间被附近居民报告并绝对不被收留,大部分被射杀。

  2、酷刑、致残、谋杀和其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自1941年6月成为家常便饭。在1941/42年冬,红军每个月大约抓到10000名德国士兵为战俘,但死亡率高到使战俘的绝对人数反而减少。

  3、特罗恩布里珍大屠杀发生在1945年4月最后一日和5月第一日,在艰苦战斗攻下这个村落后,红军集合了约一千名平民并在附近森林将他们处死,据说这是为了一位苏联高阶军官死于占领此村落的战斗进行的报复。

  苏军进入东北后的军纪,曾经给老一辈的东北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即使是在中苏友好的五十年代,这段历史也严重地影响着中国人民同「老大哥」的关系。过去出於种种原因,特别是照顾到两国人民的感情,这类事情在中苏两国的公开出版物中长期被讳言。在苏联已经不存在的今天,我们终於可以实事求是地公开谈论此事。

  从苏军进入东北开始,其相当一部分官兵就表现出严重的放纵行为。他们不仅对战败的日本人进行抢掠施暴,而且对於其盟国中国的老百姓,也经常进行骚扰。特别是抢东西,强奸妇女两项,造成了东北许多群众的严重恐慌。当然,在一百多万进入东北的苏军中,这些犯罪者毕竟还是少数,但是在各地造成的影响却相当恶劣。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东北人民见到的「解放者」们,却是这样的一副形象:苏军的散兵游勇们白天就在街上乱窜,有的到处找酒喝,有的偷仓库的东西,成袋的在街上拍卖,晚上喝的醉醺醺,闯街钻巷找「玛达姆」,吓得老百 姓关门闭户,都盼着他们早点走。

  苏军领导当时也整顿过军纪,时常可以看到在渖阳的大街上,苏军卫戍司令部用卡车巡查,将这些醉汉和违纪者成车拉回去关禁闭。可是在苏军进入东北头一两个月内军纪仍难以维持,特别是在东北各大城市,一到夜晚就有一些零散的苏军士兵拦路抢劫行人和追逐妇女,有时还持枪闯入民宅。结果使中国女人晚间不敢上街,男人上街则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许多喝得醉醺醺的苏军官兵又到处倒卧路旁,令人观之侧目。

  对於苏军军纪败坏的报告,最早见之於八路军进入东北第一批部队给中共中央拍发的电报。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第一批出关的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渖阳,就遇到了苏军抢劫的事件,而且有不少中国老百姓前来诉苦。八路军驻渖部队一面致电中央报告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一面向当地苏军政冶部提出交涉,要他们严肃纪律。苏军政治部的答覆是,他们巳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对违纪者一天最多枪毙达二十多人。同时他们又解释说,士兵们对法西斯极为雠恨,到德国时就是这样干的。

  苏军政治部门的答覆当然使八路军很不满意,但在当时也没有更多的办法。苏军说自己队伍中有许多坏分子,特别是因卫国战争激烈残酷,兵源不足,战争后期把许多刑事犯也拉来当兵,所以无法很好管束,只有靠枪毙一些坏分子才能维持纪律。这种解释固然是事实,但是苏军领导对军中的恶劣分子不认真管束而放纵,其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

  至於以对法西斯的雠恨来解释士兵的放纵,并把中国比作德国,这更引起八路军指战员的气愤。其实,作为讲阶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战畋国的无辜人民也不能采取狭隘的民族报复,让军人到异国以「叁天无纪律」式的放纵来刺激斗志,更是一种政治原则上的堕落。苏军的这种解释,反映的是一种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其实,这种作为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斯大林本身的「老子党」意识,当然使他不会很好地教育苏军尊重外国人民。苏军的一个坦克军在一九四四年末只通过了南靳拉夫的一角,就发生了一千多起强奸案和抢劫案,引起南斯拉夫人民的强烈反感,成为后来苏南破裂的原因之一。苏军攻入德国东部后的掳抢和强奸行为,也严重伤害了德国人民的感情,成为后来亲苏的东德政权基础不稳的一个原因。苏军在东北的作为,正是这种作为在东方的重演。

  客观地讲,当苏联出兵东北的二叁个月后,苏军转入营区驻扎(主要利用日军和日本机关的房屋),开始整顿军纪并派出纠察队监督,此后驻东北的苏军纪律确实有所改观。但是在许多地方,夜间零星的苏军士兵外出抢劫和强奸事件仍时有发生。这时发生的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就是中国的重要军事将领卢冬生在哈尔滨被苏军士兵行抢时打死。

  卢冬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红军时代就在红二军团任师长。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又是着名的八路军叁五八旅的旅长。不久他又同刘亚楼(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任空军司令员)等一起赴苏联学习,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只以几票之差未被选上中央委员。苏联出兵东北时,他又作为苏军少校回到了东北。回国后卢冬生很快同出关的八路军接上联系,并被中央委任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可是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夜晚,他因事乘马车外出,又没有穿苏军军装,结果路遇一个苏军士兵持枪拦车抢劫。卢冬生立即以熟练的俄语质问这个苏军士兵是那个部队的,苏联兵顿时慌了并逃到一边。可是当卢冬生乘车又上路时,这个坏家伙怕被告发,在后面开了枪。以后在中国国内出版的红军将领传中,对卢冬生的介绍写着:「一九四五年九月回国,任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哈尔滨殉职。

  一国到它国驻军时的军纪,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形象。美军到中国后,到处奸淫妇女,搞「吉普女郎」,结果「沈崇事件」后几十万中国人上街游行抗议。美军占领日本时强奸之风更甚,据冈村宁次回忆录称,仅在日本关东地区,美军黑人士兵每月犯强奸案叁千多起。过去人称美国为帝国主义,这些还好理解;被称为社会主义榜样的苏联,其军队也出现这种现象,则实在令人摇头叹息,令中国方面长期难以公开解释。

  以前看过一个前汉奸的回忆录《我是日军翻译官》,有一段说红军来东北后,开始军纪尚可,后来就越来越不像话了,开始只抢日本人,奸淫日本妇女,后来连中国人也开始遭殃,渐渐引起民愤,苏军司令部才开始抓兵痞。有个中国妇女被两个苏军士兵强奸时偷偷把一根绣花针别在其中一人衣服上。过后这名妇女去苏军指挥部告状,苏联军官把士兵集合起来挨个找,妇女认出两人并在其中一人身上找到了针,马上有人过来把两个家伙用枪托砸倒,拖到队列前就地处决。

  如此看来,至少苏军同日军有组织有意识的屠杀掠夺相比有本质区别,奸淫掳掠只是部分人的行为,但是“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这些人败坏的是整个苏军部队名声。另外尽管苏军惩罚了部分兵痞,但在很多情况下苏军高层还是对某些行为采取了某种默许态度。我一直不喜欢马利诺夫斯基,尽管他战功卓著,但他治军不严,他的部队在罗马尼亚时军纪就相当的败坏。他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苏军进入东北,曾给老一辈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即使是在中苏友好的五十年代,这段历史也严重地影响着中苏的关系。过去出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照顾到两国人民的感情,这类事在出版物中长期讳言。在苏联不存在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实事求是地公开谈论此事。

  从苏军进入东北,相当一部分官兵就表现出严重的放纵行为。他们不仅对战败的日本人进行抢掠施暴,对于中国的老百姓,也经常骚扰。抢东西、强奸妇女两项,造成了东北许多群众的严重恐慌。当然,在一百多万进入东北的苏军中,这些犯罪者毕竟少数,但在各地造成的影响相当恶劣。

  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东北人民见到的“解放者”们,却是这样一副形象:苏军的散兵游勇们白天就在街上乱窜,有的到处找酒喝,有的偷仓库的东西,成袋的在街上拍卖,晚上喝的醉醺醺,闯街钻巷找“玛达姆”,吓得老百姓关门闭户,都盼着他们早点走。

  苏军领导当时也整顿过军纪,苏军卫戍司令部用卡车巡查,将这些醉汉和违纪者成车拉回去关禁闭。可在苏军进入东北头一两个月内军纪仍难以维持,特别是在东北各大城市,一到夜晚,就有一些零散的苏军士兵拦路抢劫行人和追逐妇女,有时还持枪闯入民宅。结果使中国女人晚间不敢上街,男人上街则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许多喝得醉醺醺的苏军官兵又到处倒卧路旁,令人观之侧目。

  对于苏军军纪败坏的报告,最早见之于八路军进入东北第一批部队给中共中央拍发的电报。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第一批出关的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沈阳,就遇到了苏军抢劫的事件,而且有不少中国老百姓前来诉苦。八路军驻沈阳部队一面致电中央报告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一面向苏军政冶部提出交涉,要他们严肃纪律。苏军政治部的答复是,他们巳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对违纪者一天最多枪毙达二十多人。同时他们又解释说,士兵们对法西斯极为仇恨,到德国时就是这样干的。

  苏军政治部门的答复当然使八路军很不满意,这种解释固然是事实,但是苏军领导对军中的恶劣分子不认真管束而放纵,其责任是不可推卸的。至于以对法西斯的仇恨来解释士兵的放纵,并把中国比作德国,这更引起八路军指战员的气愤,对战败国的无辜人民也不能采取狭隘的民族报复。

  苏军的这种解释,反映的是一种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其实,这种作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斯大林本身的“老子党”意识,当然使他不会很好地教育苏军尊重外国人民。苏军的一个坦克军在一九四四年末只通过了南靳拉夫的一角,就发生了一千多起强奸案和抢劫案,引起南斯拉夫人民的强烈反感,成为后来苏南破裂的原因之一。苏军攻入德国东部后的掳抢和强奸行为,也严重伤害了德国人民的感情,成为后来亲苏的东德政权基础不稳的一个原因。苏军在东北的作为,正是这种作为在东方的重演。

  客观地讲,当苏联出兵东北的二、三个月后,苏军转入营区驻扎(主要利用日军和日本机关的房屋),开始整顿军纪并派出纠察队监督,此后驻东北的苏军纪律确实有所改观。但是在许多地方,夜间零星的苏军士兵外出抢劫和强奸事件仍时有发生。这时发生的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就是中国的重要军事将领卢冬生在哈尔滨被苏军士兵行抢时打死。

  卢冬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红军时代就在红二军团任师长。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又是着名的八路军三五八旅的旅长。不久他又同刘亚楼(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任空军司令员)等一起赴苏联学习,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只以几票之差未被选上中央委员。苏联出兵东北时,他又作为苏军少校回到了东北。回国后卢冬生很快同出关的八路军接上联系,并被中央委任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可是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夜晚,他因事乘马车外出,又没有穿苏军军装,结果路遇一个苏军士兵持枪拦车抢劫。卢冬生立即以熟练的俄语质问这个苏军士兵是那个部队的,苏联兵顿时慌了并逃到一边。可是当卢冬生乘车又上路时,这个坏家伙怕被告发,在后面开了枪。以后在中国国内出版的红军将领传中,对卢冬生的介绍写着:“一九四五年九月回国,任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哈尔滨殉职。”

  一国到它国驻军时的军纪,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形象。美军到中国后,到处奸淫妇女,搞“吉普女郎”,结果“沉崇事件”后几十万中国人上街游行抗议。美军占领日本时强奸之风更甚,据冈村宁次回忆录称,仅在日本关东地区,美军黑人士兵每月犯强奸案三千多起。过去人称美国为帝国主义,这些还好理解;被称为社会主义榜样的苏联,其军队也出现这种现象,则实在令人摇头叹息,令中国方面长期难以公开解释。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国第九次代表大会期间,在谈到苏联出兵东北时,也犹有积愤地说当时苏联的军纪坏透了。

  对于苏军出兵东北,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是着重看其帮助中国驱逐日寇的主流。几十年来,矗立在东北各地的苏军纪念碑每逢纪念日都摆上花圈,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历史支流的苏军军纪问题,却也在中国人的记忆中长期留下了伤痕,甚至也成为六七十年代中苏对立的一个前因。这一事实说明,一个民族的感情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以傲慢的态度忽视他民族的感情,自己到头来也会受到惩罚

  日本投降后,苏军在东北四处寻找和强奸日本妇女。那些正在撤退的日本屯垦妇女大都女扮男装。但有时候撤退的火车也会被苏军截住,上车搜查。他们后来有了经验,看见没胡须的就摸胸脯。一旦摸到乳房便当场按倒强奸。但因苏军是占领军,而日本妇女处于战败一方的不利地位,故强奸日本妇女的苏联士兵一般没有遭受严惩的后怕,所以强奸之后也多不至于再杀害被强奸的妇女。

  因为语言不通,苏军士兵无法分辨出日本妇女和中国妇女,结果往往把中国妇女当成日本妇女来强奸。中国方面对此表示不满,制止苏军士兵胡来的原红二方面军著名将领卢冬生将军被苏联士兵开枪射杀。

  中国方面向苏军指挥部门抗议。其实苏军指挥部也约束不住底下士兵的胡来,便告诉中国方面,只要抓住犯强奸士兵的帽子交到苏军司令部,证明确有其事,便当场将该士兵处决。因帽子上有姓名、血型和部队番号等士兵的一切个人信息。

  杀了几个之后,苏军士兵害怕了。中国妇女得到通知,一旦遭遇强奸,便先抢帽子。苏军士兵只要帽子一被中国妇女抢走,马上就会软了下来,甚至跪地求饶。大概撤退的日本方面没得到通知。日本妇女遭强奸时,可能不知道抢帽子这一招。

  二次大战期间,苏联红军强奸德国妇女的书籍出版后,很多沉默了50多年的受害人,都纷纷打破缄默。受害人中包括德国前首相科尔的夫人,她在去年自杀身亡。当年她只有12岁,和母亲同时被红军强奸,军事历史学家比弗出版的《柏林:1945年沦陷》,是根据俄罗斯档案中一些未经公开的材料,德国、美国、法国和瑞典的战争档案,以及受害人的忆述而写成的。

  在差不多三年多时间里,苏联红军由普鲁士与纳粹德军作战并攻打柏林,估计共有200万名妇女被奸,其中有些更是被人。单在柏林,就有13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打击自杀。

  该书今年9月在英国发售后,被俄罗斯驻英大使指为侮辱,俄国军事专家并否认书中内容,但不少当年的受害人看过书后,再度勾起多年前的伤痛,并公开这段被人忽略的历史。

  《拯救大兵瑞恩》一开场被炮弹掀起的水柱此起彼落,登陆艇的钢板船舷被机枪打成筛子,冲向岸边的士兵被击中,胸前鲜血喷涌,炸断的手臂,撕下的大腿,掀开的皮肉,刺出的骨头,胸腔翻开,肠肚横流,满脸血污,身首异处,布满了几百米宽的海岸。斯比尔伯格把战争的残酷无情、战争的丑恶恐惧描写得淋漓尽致,令人震撼。他用最形象、最生动、最直接、最明了的语言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坏人还是好人,英雄还是狗熊--死得都是那样脏、那样破、那样恶心、那样难看。他把描写战争的片子拍成了反战的宣言。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好莱坞很多其它战争片,还有我童年时看过的很多打仗电影,演的都是好人的机智与英勇。即便有牺牲,也是化妆得整整齐齐,额头裹上一条象征性的绷带,微笑的嘴角或许有一滴鲜血,在曙光的照耀中,安详地死去。这些电影不是在描写战争的真实,甚而美化牺牲,宣扬英雄主义。难怪在这样的电影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代人不怕死,不怕战争。

  战争无论正义与否,都是残酷无情的。这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也常常体现在给平民所带来的灾难上。无论战争的发起者与指挥者怎样标榜自己军队的风纪,侵扰,甚至掠夺、凌辱、虐待、强奸对方的平民、妇女,在所难免。

  Kinder(解放者与被解放者--强奸、儿童、战争)》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激烈的讨论。桑德采访了很多经受了战争创伤的妇女,让她们在摄像前讲述自己遭受苏联红军的经历。作者在同名的书中写道:

  1945年,当45万红军攻打柏林时,城里有140万姑娘和妇女。1945年初夏到秋天,这些姑娘和妇女中有11万人遭到了红军士兵的强奸,占总数的7.4%。……这些遭到强奸的、处在生育年龄的姑娘和妇女中,有11000人怀了孕……被强奸的姑娘和妇女的人数与强奸的次数不重合,因为40%的受害者被多次强奸。……历史学家莱西灵估计,在柏林有一万妇女死亡或者留下了终身的伤残。

  很多妇女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军队所到之处,不仅烧杀抢掠,而且高声呼喊:Fraukomm(女人来)。他们挨家挨户搜集德国妇女,从未成年的小姑娘到中年以上妇女,进行集体强奸、。很多妇女不堪暴行而惨死,另一些妇女不能忍受侮辱而自杀。剩下的年富力强的则被抓回西伯利亚作苦工,成了活的战争赔偿。苏联军官索尔仁尼琴回忆说:最幸运的是那些没有被强奸就被枪毙的德国妇女们。另外一些历史学家估计,在1945年4月24日到5月5日之间,柏林有近50万妇女遭到红军官兵的强奸,占总数的30%。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苏联红军士兵强奸的德国妇女总数在200万以上。

  但是,仅仅指责苏联红军对德国妇女的暴行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德军,特别是希特勒的冲锋队在进攻波兰和苏联时,所到之处,不仅强奸了很多当地的妇女,而且设立了大批公开与非公开的妓院,强迫这些妇女慰藉德国官兵。斯大林在反攻开始时曾说:血债要用血来还。

  战争的暴力对平民,特别是平民中的弱者--妇女、儿童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妇女大规模的集体强奸、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二战中日军官兵对菲律宾、韩国和中国妇女所犯下的罪行也是无比残暴。前南斯拉夫解体后爆发的诸多战争中,塞尔维亚正规军与民兵曾经大规模集体强奸波黑族的穆斯林妇女。可以说,妇女已经成了历次战争的一个特殊的战场,强奸成了一种特殊的武器与战斗方式。

  为什么在战争中--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强奸的现象这样普遍呢?迄今为止在社会流行着这样的误解:强奸犯是受性欲望驱使,是某些男性性饥渴的表现。有人甚至猜测,如果妓院合法化,强奸案就会减少。但是,通过现代社会学、心理学、行医学等等的研究,我们知道,强奸首先不是一个性行为,而是一种暴力行为。著名女社会学家露特.赛福尔特曾简短、精辟地指出:强奸不是性欲望的暴力表现,而是通过性来实现的暴力。从对强奸案件的审讯与调查,从性医学医生和心理治疗家对当事人的询问,被强奸的人几乎没有把强奸看作一个性交过程的;强奸犯常常谈到在强奸时对对方的优越感、统治感、对对方的侮辱与虐待。换句话说,强奸首先不是为了满足强奸犯的性欲望,而是为了满足他(她)对弱者的优越感和凌辱与压迫的愿望,性仅仅是强奸犯对受害者施暴的一个手段。另外,在很多强奸案中强奸犯不仅强行与受害者性交,而且还要打骂受害者的事实,也支持这个论点。

  性行为作为一个重要的暴力手段有着深远的历史。在很多文化圈中,被征服的部族的妇女被当作战利品来满足征服者,犯人的妻子要被迫去当官妓与营妓。由于性行为是人类最隐私的行为之一,在男权社会中,与一个女性发生性关系通常被看作对她的物理占有。

  明白了强奸的社会学与心理学机制,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强奸成为战争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了。战争无非就是暴力,就是占有,就是征服,就是对对方的凌辱或者报复。

  对一个人、一件事做评价时,我们常常喜欢说:关键看动机。人类的司法实践--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把动机看得非常重。在中国文革中流行着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说法。这种错误在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的现代更得到了发展。在我们这个技术化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盛行的时代,技术、手段被当作中性的东西,而逃脱了任何道德的检验,手段与目的越来越脱节。

  所以,我们不仅要用道德的尺子去衡量那些动机,更要用道德的尺子去衡量那些手段,因为,手段才是真正导致后果的部分,而不是动机。如果我们用这个原则来检验战争,就会发现:没有一个战争是能够符合我们的道德共识的,就像没有一个强奸是可以被我们容忍的一样..

  俄罗斯把苏联战胜纳粹德国的5月9日定为胜利日,并将举行盛大阅兵式。但对于整个二战而言,战胜纳粹德国并不意味着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1945年8月9日,在中国军民的协助下,苏联红军对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决定性一击。甚至在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仍有残余日军在多个要塞中负隅顽抗。直到8月30日,牡丹江附近东宁要塞的枪声才彻底停息下来,宣告二战最后一役的结束。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承诺,苏联将在纳粹德国投降三个月后向日本宣战。此前苏联和日本出于各自的战略需要,一直依靠1941年签署的《苏日中立条约》保持“冷和平”,但双方都清楚,一旦战略形势有变,这份条约就不具有约束力。

  1945年4月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宣布苏联单方面废止《苏日中立条约》。这其实是苏联即将开战的危险信号,但日本高层认为该条约的废止似乎有深层含义:“如果日本提出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新条约,苏联就有可能取代纳粹德国成为日本的强大盟友”。于是日本提出以实质利益来换取苏联调停战争的方案。6月7日,苏联驻日大使马利克向莫斯科汇报:“作为对苏联与日本续订新协定的条件,日本愿意向我国归还在1905年俄日战争期间占领的南萨哈林岛,甚至可向我移交整个千岛群岛。”

  斯大林获悉日本政府的用心后,决定用“外交太极”为向远东调派兵力争取时间。这种做法收到奇效,甚至到了7月26日,中美英发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苏联也宣布赞同公告精神之际,日本政府仍然希望苏联能帮助“降低投降条件”。

  以对日交涉为掩护,苏联红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远东战役的准备。在拟订作战计划时,苏军总参谋部拿出三个作战方案,即登陆日本本土、进攻中国关内和闪击满洲。此时日本本土集结着约200万陆海军主力,苏军缺乏执行战略性登陆战役的能力,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而关内日军没有密集的集团,同时苏军只能沿着蒙古乌兰巴托至中国张家口方向出兵华北,道路难以通行,也无法给予日军决定性的打击。只有满洲,那里云集了70多万关东军,是日军在中国最密集、最强大的作战集团。苏军确信,如果迅速消灭关东军,将使日本失去陆军最精锐部队,击碎日本继续战争的意志。

  当时,苏军在远东只有不到40个师的兵力,这些部队沿着1400多公里的边境线分散部署,而且装备陈旧。为此,从1945年5月至7月,约有13.6万节车皮满载人员和物资开赴远东。在赶往东方的部队里,许多对德作战英雄部队都名列其中,它们大都有突破德军筑垒地域的经历,对付日军在边境设置的防线非常有经验。同时,远东部队各坦克旅的第1坦克营全都换装新式T-34中型坦克,战役突击力量得到显著增强。

  1945年8月,苏军在远东集结了150多万人、2.6万门火炮、55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外加3800多架战机。7月30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成立远东苏军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被任命为总司令,所有战争准备都已完成。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次日凌晨,百万苏军的滚滚铁流冲向日军阵地。尽管当天多数突击地段正下着大雨,让苏军机动遇到很大的困难,但也掩护了他们的行动。苏军战士冲入前线日军哨所时,日军士兵大多还没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有些人甚至以为“日军的增援部队来了”。全线进攻不到一小时,苏军就占领日军前沿地区的所有哨所。

  苏军随后继续推进并扩大战果。在西线,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外贝加尔方面军在中蒙边境的旧楚鲁海图伊村强渡阿尔贡河,开始向满洲纵深挺进。而在东线方面军强渡黑龙江、乌苏里江,向绥芬河、牡丹江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并对哈尔滨、长春展开“向心攻势”。由于苏军摩托化纵队的快速穿插,丧失纵深防御地带的日军一路溃败,士气低落。

  最激烈的战斗主要爆发在日军经营多年的边境要塞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就在与苏联接壤的边境地带修建了大量永备性军事堡垒群。牡丹江附近的东宁要塞群曾是当时关东军规模最大、构筑最齐全、可容纳兵力最多的军事要塞。该要塞群由胜洪山要塞、勋山要塞、麻达山要塞、三角山要塞等组成,最多时曾驻扎超过13万日军,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和“北满永久要塞”。

  由于日本此前抽调部分关东军精锐支援太平洋战场,苏军发动攻击时,驻守东宁要塞群的日军缺口较大。尽管如此,苏日仍展开惨烈的拉锯战。日军不断派出特攻队员,利用暗夜爬向苏联坦克,携带燃烧瓶和炸弹进行自杀攻击。苏军不得不下令坦克乘员下车,拿起冲锋枪和手榴弹掩护坦克,拦截疯狂冲来的日本自杀袭击者。一名苏军老兵回忆:“战斗中,我们乘车小心翼翼地开进前线那条狭窄的小路,道路两边散布着数辆被打瘫的T-34坦克和大批被机枪打死的日本兵尸体,烟云密布的天空中,若干架我们的伊尔-2强击机呼啸而过,而远处的玉米地里,一张张晒得黝黑的脸庞和一面面太阳旗在玉米地里闪动,那是日军的迫击炮连……”

  在附近的东宁县城,日军密集的火力点也给苏军造成较大伤亡。日军发疯似的向苏军发起反冲击,只要一名苏联士兵登上城墙,就会有十几名日军和伪满军冲上来围堵,用苏联老兵的话说:“敌人完全不顾惜死多少人,他们只要城池。”面对死硬的对手,苏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战斗中,第384步兵师第567团第7连遭日军火力点压制,机枪下士菲尔索夫用轻机枪向敌射击孔打了几个点射,但日军机枪没有被消灭,仍然阻挡着苏军前进。此时菲尔索夫的子弹已然打光,于是他扑向敌火力点,用身体堵住机枪眼。菲尔索夫的英勇行为,确保了连队的顺利进攻和战斗任务的完成。

  突破东宁要塞区后,苏军主力迅速向纵深穿插。直到8月17日,苏军开始从各个方向突入牡丹江南城,街上满是飞舞的纸灰,这是日军司令部机关正在焚毁文件。日军士兵且战且退,最后都集中到城南渡口周围,那里是日军最后的退路。由于日军手里有一列装有四门重炮的装甲列车,火力之凶猛连苏军坦克都难以靠近。苏联坦克兵上尉斯莫特里茨基驾驶坦克高速冲向日本人的装甲列车,最后同归于尽。经过数小时的殊死战斗,牡丹江获得解放,日本关东军最具战斗力的部队也宣告覆灭。

  但牡丹江的解放,并不意味着附近的东宁停止抵抗。东宁要塞群被攻破后,残余日军大部向吉林溃退,但仍有一小部分留在外围的勋山、胜洪山等要塞里凭险死守。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东宁要塞残余日军因通讯问题并未得到通知,还在负隅顽抗,苏联的劝降则被当作是“诡计”。由于要塞的坚固工事让日军躲过了苏军猛烈的炮火,两军士兵甚至在阵地上展开肉搏战,从山坡上的单人掩体到山顶的战壕,到处都堆满尸体。这种僵局一直持续到8月26日,苏军下令被俘的关东军中佐河野贞夫前往胜洪山要塞,向日军传达了天皇的投降诏书,日军才完全放弃抵抗。同时苏军也在附近清缴漏网日军军事人员的行动,8月30日,东宁地区的残敌全部肃清。至此,二战最终在东宁要塞画上了句号。

  苏军进入东北后的军纪,曾经给老一辈的东北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即使是在中苏友好的五十年代,这段历史也严重地影响着中国人民同「老大哥」的关系。过去出於种种原因,特别是照顾到两国人民的感情,这类事情在中苏两国的公开出版物中长期被讳言。在苏联已经不存在的今天,我们终於可以实事求是地公开谈论此事。

  从苏军进入东北开始,其相当一部分官兵就表现出严重的放纵行为。他们不仅对战败的日本人进行抢掠施暴,而且对於其盟国中国的老百姓,也经常进行骚扰。特别是抢东西,强奸妇女两项,造成了东北许多群众的严重恐慌。当然,在一百多万进入东北的苏军中,这些犯罪者毕竟还是少数,但是在各地造成的影响却相当恶劣。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东北人民见到的「解放者」们,却是这样的一副形象:苏军的散兵游勇们白天就在街上乱窜,有的到处找酒喝,有的偷仓库的东西,成袋的在街上拍卖,晚上喝的醉醺醺,闯街钻巷找「玛达姆」,吓得老百 姓关门闭户,都盼着他们早点走。

  苏军领导当时也整顿过军纪,时常可以看到在渖阳的大街上,苏军卫戍司令部用卡车巡查,将这些醉汉和违纪者成车拉回去关禁闭。可是在苏军进入东北头一两个月内军纪仍难以维持,特别是在东北各大城市,一到夜晚就有一些零散的苏军士兵拦路抢劫行人和追逐妇女,有时还持枪闯入民宅。结果使中国女人晚间不敢上街,男人上街则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许多喝得醉醺醺的苏军官兵又到处倒卧路旁,令人观之侧目。

  对於苏军军纪败坏的报告,最早见之於八路军进入东北第一批部队给中共中央拍发的电报。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第一批出关的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渖阳,就遇到了苏军抢劫的事件,而且有不少中国老百姓前来诉苦。八路军驻渖部队一面致电中央报告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一面向当地苏军政冶部提出交涉,要他们严肃纪律。苏军政治部的答覆是,他们巳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对违纪者一天最多枪毙达二十多人。同时他们又解释说,士兵们对法西斯极为雠恨,到德国时就是这样干的。

  苏军政治部门的答覆当然使八路军很不满意,但在当时也没有更多的办法。苏军说自己队伍中有许多坏分子,特别是因卫国战争激烈残酷,兵源不足,战争后期把许多刑事犯也拉来当兵,所以无法很好管束,只有靠枪毙一些坏分子才能维持纪律。这种解释固然是事实,但是苏军领导对军中的恶劣分子不认真管束而放纵,其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

  至於以对法西斯的雠恨来解释士兵的放纵,并把中国比作德国,这更引起八路军指战员的气愤。其实,作为讲阶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战畋国的无辜人民也不能采取狭隘的民族报复,让军人到异国以「叁天无纪律」式的放纵来刺激斗志,更是一种政治原则上的堕落。苏军的这种解释,反映的是一种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其实,这种作为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斯大林本身的「老子党」意识,当然使他不会很好地教育苏军尊重外国人民。苏军的一个坦克军在一九四四年末只通过了南靳拉夫的一角,就发生了一千多起强奸案和抢劫案,引起南斯拉夫人民的强烈反感,成为后来苏南破裂的原因之一。苏军攻入德国东部后的掳抢和强奸行为,也严重伤害了德国人民的感情,成为后来亲苏的东德政权基础不稳的一个原因。苏军在东北的作为,正是这种作为在东方的重演。

  客观地讲,当苏联出兵东北的二叁个月后,苏军转入营区驻扎(主要利用日军和日本机关的房屋),开始整顿军纪并派出纠察队监督,此后驻东北的苏军纪律确实有所改观。但是在许多地方,夜间零星的苏军士兵外出抢劫和强奸事件仍时有发生。这时发生的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就是中国的重要军事将领卢冬生在哈尔滨被苏军士兵行抢时打死。

  卢冬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红军时代就在红二军团任师长。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又是着名的八路军叁五八旅的旅长。不久他又同刘亚楼(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任空军司令员)等一起赴苏联学习,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只以几票之差未被选上中央委员。苏联出兵东北时,他又作为苏军少校回到了东北。回国后卢冬生很快同出关的八路军接上联系,并被中央委任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可是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夜晚,他因事乘马车外出,又没有穿苏军军装,结果路遇一个苏军士兵持枪拦车抢劫。卢冬生立即以熟练的俄语质问这个苏军士兵是那个部队的,苏联兵顿时慌了并逃到一边。可是当卢冬生乘车又上路时,这个坏家伙怕被告发,在后面开了枪。以后在中国国内出版的红军将领传中,对卢冬生的介绍写着:「一九四五年九月回国,任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哈尔滨殉职。

  一国到它国驻军时的军纪,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形象。美军到中国后,到处奸淫妇女,搞「吉普女郎」,结果「沈崇事件」后几十万中国人上街游行抗议。美军占领日本时强奸之风更甚,据冈村宁次回忆录称,仅在日本关东地区,美军黑人士兵每月犯强奸案叁千多起。过去人称美国为帝国主义,这些还好理解;被称为社会主义榜样的苏联,其军队也出现这种现象,则实在令人摇头叹息,令中国方面长期难以公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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