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投搞

标签云

收藏小站

爱尚经典语录、名言、句子、散文、日志、唯美图片

当前位置:欢乐棋牌下载手机版 > 反坦克阵地 >

石牌关战役在抗日战争中的战术和战略意义?

归档日期:10-17       文本归类:反坦克阵地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首先石牌没有发生什么二战规模最大的白刃战!中日双方的官方战史没有任何关于石牌附近有刺刀战的记载!我先晒一下国军的四本官方战史

  这四套国军官方编纂的战史里没有一点关于石牌战役发生刺刀战的记载!尤其是十八军军史里绝大多数都是在吹捧胡琏,这种国军自己都不承认的事情你们起什么哄????

  流传最广的也是最狭义的石牌战斗其实是5月28日开始的第11师和步兵第231联队,步兵68联队一部在八斗方,大朱家坪,小朱家坪的战斗,这次战斗在后来被吹得神乎其神,但是实际上战斗形势是这样的

  日军离石牌要塞核心阵地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所谓的“激战”主要爆发在石牌要塞正面阵地上的十一师31团防区和十八师防区附近。国军方面对石牌附近战斗的描述是这样的:

  5月28日拂晓,敌三十九师团一部约两千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分别向我八斗方,南亭坡,闵家冲各附近阵地进犯。守军第31团凭借既设工事,沉着应战,敌张皇失措,死伤累累。旋敌以山炮7、8门于严屋冲附近占领阵地,集中火力。掩护其步兵再兴冲击。经我陈寿龄、夏亦穆等营,凭险力战,予敌以重大杀伤,相持至晚,我第九连伤亡殆尽。

  5月29日黎明开始,全面激战,日军攻势甚锐,而掩护我右后侧友军全线崩溃,日军乃集中全力向我十一师攻击,

  江防军,十八军军部后移,十八师向金缸城以西转移,十三师向青林口附近转移。

  很明显,29日开始11师阵地已经出现崩溃迹象,江防军,十八军军部都已经后撤,十八师、十三师已经开始后撤,但是日军却在31日的时候停止了本应该继续进攻。为什么?

  关于28-31日的战况,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昭和十七、八年中国派遣军》就说了一句线日攻击了卷桥河以北的国军阵地,遭遇国军顽强抵抗,30日攻克大朱家坪一线。几乎是一笔带过,参考意义有限。

  首先是步兵231联队,在三十九师团战记《华中第一线联队在石牌附近的描写就一句线日偏岩攻略,随后继续攻击,29日牵牛岭攻略,卷桥河谷一线进出,击破了巍峨山峦中死命抵抗的敌军,29日到达石牌正面。”显然,这只能说明231联队没经历什么恶战。

  然后是步兵第六十八联队,在《第三师团乡土部队史——步兵第六十八联队从军随笔》中对大小朱家坪的恶战有一些描述,尤其是大朱家坪战斗中,六十八联队死伤不小,为了突破11师阵地,六十八联队同守军爆发了激烈的手榴弹战,日军付出了重大损失才攻占大朱家坪。

  再次是步兵第217联队,在《步兵第二百十七联队战史》中,提到217联队没有参与28日之后的战斗,因为在24-27日在牵牛岭和柳林镇的战斗中,这个联队受到了118师和十八师极大的打击,因为这个联队只出动了一个大队,大队长广濑义福少佐被打死,联队本部陷入崩坏状态,长野联队长甚至已经做好了焚烧军旗的准备。之后的战斗中217联队已经基本丧失战斗能力,只能充作预备队。

  最后是步兵第218联队,在《步兵第二百一十八联队史》中,说218联队第一大队在牵牛岭和柳林镇的战斗中也被重创,大队长野口重义少佐重伤,该大队死伤数百,也无力参加之后的战斗。并且着重提到,配属给他们山炮大队也损失惨重,为了不让山炮落入国军手中,只能就地掩埋。

  综上我们不难看到,在11师正面的战斗其实并未给日军造成多大的损失,日军进攻部队为231联队一部同68联队一部。反而是在前几天的战斗中,日军的损失远大于在石牌正面的损失。而正是由于217、218两联队的惨重损失,日军在突破大、小朱家坪附近的主阵地后,无力继续进攻。

  说完了石牌正面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整个鄂西会战,日军管这次会战叫“江南歼灭作战”作战目标有两个,一、歼灭第十集团军,第二十九集团军,江防军主力;二、保护残留在宜昌的日军船只下行至武汉。第一期作战,日军首先使用第三师团主力分割在藕池口一线日薄暮时分,步兵第六联队开始向藕池口正面的新编第23师阵地发起进攻,在突破新编第23师阵地后向南迂回包抄,第三师团主力向北进攻,步兵第六联队5月6日在仓丸台,安乡附近和独立混成17旅团一起围攻73军,73军主力和配属73军指挥的161师在这次战斗中损失惨重,一度陷入日军包围与上级失去联系,突围后的73军残部不得不后撤至常德整理补充。第一期作战,日军几乎歼灭第73军主力,重创了第二十九集团军。5月9日,11军司令横山勇下令开始第二期作战,即寻找公安、松滋附近的第10集团军主力决战。第三师团主力在孟溪寺附近重创了87军,94军也在13师团的攻势下节节后退,第10集团军下属的两个军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18日第三师团攻克松滋。至此在江南防守的第10、29两个集团军都已被日军重创,第二期作战还是以日军完胜告终。完成第二期任务的日军继续北上,在5月21日开始第三期作战,准备在石牌附近歼灭江防军主力。第三期作战就不像之前的那么顺利了。首先第三师团在攻克长阳后,继续向北,在偏岩、曹家畈附近同第5师展开了惨烈的拉锯战,战至29日,双方都未能突破对方阵地,战斗陷入胶着状态。其次就是野地支队由于先锋的六十八联队、231联队和殿后的217联队、218联队距离过远,导致217,218联队一部被十八军118师和十八师在牵牛岭附近包围,虽然最后突围成功,但是损失及其惨重。第三阶段江防军主力虽然付出了不小的损失,但是也让日军无力继续进攻,开始返回原驻地。

  鄂西会战日军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占领石牌向重庆继续进攻。所以日军是主动后撤,什么“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全是果粉吹出来的东西,虽然日军损失不小,但是完成了重创两个集团军的目标。日军在43年进行的两次歼灭作战的目的都是在为一号作战铺路,就是消灭一号作战非主攻方向上的国军主力。很显然,鄂西会战日军达到了重创国军的目的,导致的恶果是蒋介石在一号作战期间根本不敢调动宜昌正面的江防军。日军发动鄂西会战的目的就让蒋介石认为日军要进攻重庆,这一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发现蒋介石上钩后在1943年5月31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蒋介石认为重庆大门不保,甚至前往一线督战,中国军之狼狈可见一斑。”

  中国军在鄂西会战没有获得任何喘息和休整,也没有能歼灭日军多少兵力,为数不多的亮点就是在牵牛岭附近重创日军两个步兵大队加一个山炮大队,而这个战果正是由于十八军军长方天的指挥得当的结果,胡琏的十一师在面对日军猛攻的时候虽然防守坚决,战斗也还算惨烈,但是主阵地已经岌岌可危,日军损失也并不算大。所以石牌战役中最大功臣也是118师和18师,11师只能说完成了他应该完成的,并无太多出彩之处。最后放上一张国军在鄂西的死伤表,死伤将近四万,这个数字和日军的战死1306人战伤4812人(这个数字是11军上报损失,肯定有一定的缩水,但是考虑到日军在中后期才有不多的恶战,所以缩水度不会太高)损失相比,显然是太大太大了

  对于鄂西会战,晴岚兄已经讲得很好,我在同时介绍一个与鄂西会战同一时期的无名战斗,也是中国战场最经典的战斗之一,就是天宝山战斗,这也是中国抗战史的最大问题,真正经典的战斗无人知晓

  天宝山,在今宜昌雷家畈,九十年代日本39师团老兵曾在此立中日友好碑纪念此役(日本老兵在这个时候才发现他们当初认定的天宝山与天宝山实际有差距),1943年3月23日夜间,日军232联队集成部队与中国75军6师16团在此展开掺烈的夜战,战斗到最激烈处,日军的炮兵对准正在厮杀的双方步兵展开无区别射击,但是最终还是陷入崩溃

  参战的约600名日军(有一个集成中队因为迷路没有参战),战死150-170名,战伤200+,16团战死数亦与此相当,缴获大量的战利品,战区事后在三斗坪搞了一次鄂西会战战利品展览,但是三分之二的战利品来源于天宝山战斗(也就是说整个鄂西会战仅仅贡献了三分之一的战利品)

  但如此精彩的一次战斗,始终是一次无名战斗,因为抗战史长期停留在以会战为核心的思路上

  向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我军以石碑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塞地带,我统帅则特颁手令于要塞守备部队方天……诸将领,明示以此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严令全体官兵团守要塞……敌军屡以密集部队向我要塞决死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内以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干三百具……’,其中除‘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干三百具’是我信笔编造外,其余敌军总兵力和什么蒋介石手今,都是军令部捏造的”。

  新闻媒介在当时进行宣传,或者还可以理解,明知其不实却作为史实,写成重要文件就很难使人理解了,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抗战胜利后写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对此次战役是这样写的:“敌第39师团、第13师团主力,及第3师团、第34师团、第58师团一部,均先后转用于宜昌西岸地区。

  敌酋第ll军军长高木义人(系横山勇之误)亲至宜昌指挥,似有一举攻占我第一线要塞,威胁恩、巴之企图。我军早有周密之推备,我最高统帅并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碑要塞乃我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惟一良机……当敌开始向我要塞外进攻时,我守备部队沉着应战,待敌陷入我之围内,将其全部歼灭,故八斗冲、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战斗,屡次进犯之敌,均无一生还。

  敌第39师团主力及第34师团之一部,几全部被我消灭,由倔岩窜占木桥之敌,亦被我消灭大半……此次进犯之敌,总兵力约十万之兵…其结果只赢得数万具尸体”,等等”

  一九四三年五月中旬以来,在六、九两战区接合部及六战区正面,日军调动频繁,准备进攻,江防正面为了加防,调整部署,即以十八军(暂三十四师未参加)全力防守石牌要塞,以十一师防守石牌要塞外围并加强核心阵地防守,十八师由北岸调南岸,在十一师右侧布防,掩护石牌要塞。

  五月下旬,日军在飞机、炮火的掩护下发起进攻,突破涣洋关阵地,使十八军阵地翼侧暴露,长官部以八十六军朱鼎卿三十二军宋肯堂各一部分兵力增援、反击,但收效甚微。

  二十五日起,日军开始向十八师阵地冲击,因飞机轰炸,加之炮火猛烈,该师伤亡很大,阵地逐次撤向大朱家坪西南地区,不仅危及军指挥所,石牌要塞形成孤立,虽外围阵地北斗冲经反复争夺,但仍阻止不住日军越过石碑要塞向三斗坪迂回的势头。此时四川境内已无机动兵力,重庆颇为震动,深恐日军乘虚直入四川,军委会及蒋介石命令十八军留下十一师,守石牌要塞,作为反攻的支撑点,其余全线后撒,在茅坪至野三关一线组织新的防线,计划调动兵力准备反攻。江防总部接到命令,一面下命令一面慌忙的向茅坪方向撤走了。

  我和方天也一面部署十一师如何坚守要塞,一面准备西撤,十一师师长胡琏在十八军一向以“勇将”著称,此时却表现畏怯,一日几次电话给我,希望我和军长方天考虑,理由是:“十一师是陈辞公(陈诚字辞修)的基础,这样牺牲是否值得?”言语本意,是想和十八师对调任务,他知道不可能后,又做出“与阵地共存亡”的姿态并写了“遗嘱”,将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包作一处,送交我准备交其家属。但事后得知,胡琏早在江边暗备小船,准备必要时逃命。

  十八师主力在三十一日拂晓通过军指挥所附近内三斗坪撤退中,接到后卫部队报告,说入夜后日军阵地枪、炮声沉寂。派人侦察,日军也乘夜撤回大桥边原阵地,方天喜出望外,江防总部正在撤退中,电讯不通,派人去追回。情况报到重庆,蒋介石得高兴,亲自指示林蔚(军令部次长)打电话给万天。大意说:“你们这次打了一个大胜仗,国内外影响都很大,要嘉奖有功将士,速拟一战报直接上报军令部,要大加宣传……”。

  我遂亲拟战报,用电话上报,经过军令部的加工,六月三日名报遂以 “鄂西大捷之经过”为标题,十分夸张的报导:“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以其第三、第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九、第四十、第五十八等六个师团为骨干。另附以第十四、第十七独立旅团新编成之第十一军。向我鄂西之长江三峡进犯。其司令官且由汉口移驻宜昌指挥作战。

  自上月十八日起敌军向我鄂西开始进犯以来,连日战斗至为猛烈,我军仍以石牌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基地带,我统帅特颁手令(注:无其事)于要塞地带守备部队方天、胡琏、罗广文、赵秀昆、王元直、唐肇谟等诸将领。明示其以此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实为聚歼倭寇之唯一良机,严令全体官兵固守要塞,建树奇功

  而各将领乃以愿与要塞共存亡,决不辱命,誓报之壮语呈复,故五日来敌屡以密集向我要塞决死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后,子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在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其他要塞周围各阵地之积尸,此时均无暇统计。此为敌攻击要塞部队三十九、第三十四师团死伤之情形。……”

  如此宣传,显然是为了鼓舞已经极为低落的民心土气。“惨胜”之后,孙连仲、方天、胡琏、罗广文都因此得的最高奖赏“青天白日”勋章。我和两个师参谋也得了“陆海空甲种一等”奖章。实际上当时盟军已开始对日联合作战,且八路军和抗日民众对日军有力牵掣,日军已成强管之末,沿江山险路狭,限制了炮兵和机械化兵种行动。日军是无力深入的,所以作出姿态,是想早日结束战争,以军事手段达到诱降的目的。

  鄂西战役后,十八军伤亡颇重,石牌要塞守备任务交与三十军,全军移三斗坪以西地区整顿。此时,军内人事又有较大调整,即方天调驻在滇缅边境五十四军军长,军长一职由罗广文升任,副军长遗缺,由十一师师长胡琏升任,罗广文私下对我说,准备保我接任十一师师长。

  “我作为当时作战的当事人,认为(蒋这么做)是鼓舞军队已经极为低落的士气,至于其它用意,当时也不理解。

  其后,在六月五日中央社发表的一段消息中,才知道蒋介石有意夸大战果还有乞求美援的作用。

  这条消息的原文是:‘(中央社华盛顿五日合众电)宋子文部长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华军在宜昌附近击败日军之经过,并谓此次华军告捷时,系初次获得空军之掩护,足见有空军参战,实大不相同。’”由此可见,蒋介石之所以不遗余力制造“鄂西大捷”,背后大有深意。

  但蒋的“深意”似乎取得了反效果,据当时专司驻美游说的宋子文给蒋介石的电报称,“鄂西大捷”的数据受到了美方的严重质疑:

  “二日合众社渝电,军部发言人称:鄂西五月四日至六月卅日战事激烈。日军死伤五万五千八百七十名,其中被俘者四十八名。战利品甚多,计获步枪六百四十枝、机关枪卅挺、迫击炮十尊、战马三百余匹。又击落敌机三架、击沉日军内河航船十艘。云云。

  文(宋子文)意:稍具常识之人,必觉我方如仅获如此少数战利品,敌人决无五万余人之死伤。以各国战事常例判断,敌方死伤不能超过五千人。无怪美军部及史梯威不信鄂西战事之激烈,更不信敌人此次有胁迫陪都之企图,而证明文以前向军部及各人所述鄂西战况,为不实不尽。窃查我方军事宣传之幼稚,已非一日,往往以儿戏视之。且其报告损害政府之威信甚于敌人之宣传,其效用等于第五纵队参加工作。

  文代表钧座驻外三年之间,工作受其影响殊深。是以恳请钧座切实调整,以精干人员主持军事宣传。缺乏常识者,仅授以宣传大纲数条决不能纠正此种错误。务乞赐予特别注意为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对敌后战场的叙述较多,对正面战场则较少涉及。1978年中国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方针,给全面、深入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正面战场的研究也提上工作日程。特别是近几年来,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著作大批出版,报刊上也发表了很多见解深刻的文章,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但是,有些作品基本上是参照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撰写的。

  然而台湾的有关著作,特别是官方著作,绝大多数对抗日战争总体格局的叙述不符史实。如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全书只提、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行动及其文件,对的抗战,则除了否定与批判外,不著只字。甚至中坚持抗战的冯玉祥和李宗仁,在书中也被写成“反叛将军”、“阴谋活动”家。有的书更对领导的敌后战场肆意诬蔑。

  如何应钦在《为邦百年集》中说: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中国的内奸叛徒——中共,一直和日本军阀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共同颠覆我们的国家”;1987年出版的《抗日战史》仍称抗日人民武装为“匪”,说“从不从事抗日,专门打击国军”,甚至说“原本纯净的沦陷区,由于新四军之进入,遂成多事之秋”,等等。对正面战场作战的叙述,则多有掩盖事实、捏造战况的问题。以淞沪会战为例:中国军队的作战是英勇的,但最后造成大溃败的重要原因是未能适时转移部队,延误了撤退的时机。

  据始终参加该会战的原第36师师长宋希濂说:“在淞沪战场打了近三个月,伤亡过重,部队残缺,每个师所存人数,多的不过三四千人。当时主管作战的军事委员会第一部(后改称‘军令部’)及前线的高级指挥官,鉴于已被日军攻占了浏河、刘行、江湾、真茹(今真如)等地,后方已无可以抽调的兵力增援,均建议迅速将上海战场的主力部队,有计划地逐步撤到常熟、苏州、嘉兴之线及江阴、无锡、嘉善之线进行整补,实行和日军持久作战的方针。无疑,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并已获得蒋介石委员长的批准。十月底,这一方案正在开始实行之际,蒋介石突然于十一月一日晚十时左右,乘专车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随来的有白崇禧、顾祝同等人。

  随即召集师以上将领会议……他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十一月三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于是部队转移的计划遂中止执行。正是由于蒋介石的这一错误决定,才导致淞沪战场几十万部队的大溃败。可是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中根本不提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却大肆宣扬“领袖天纵英明,肆应万当,无不终获胜利”,“凡世人以为万无可胜之理者,领袖无不优为之。

  ”宋希濂是1949年末在四川大渡河畔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将领。台湾当局说:“国军部分将校于戡乱作战期间被俘投匪,在中共威迫利诱下,发表不实之言论文字,歪曲史实或破坏政府威信,或为匪伪鼓吹,言行乖谬,不足采信”,并中伤宋希濂“甘为中共统战工具”,“甘为中共鹰犬”。姑不论早在1980年即已定居美国的宋希濂是不是“在中共威迫利诱下,发表不实之言论文字”,我们看一看没有被解放军俘虏,逃至台、港的高级将领是怎么说的。

  淞沪会战时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和右翼军总司令的张发奎,在其《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中说:“从整个战略上着眼,敌人强渡苏州河后,退却已是无可疑义而不能再迟延的事……当时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来到我的指挥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见。

  可是,最高统帅部却仍迟迟未决,等情况已到了最危急之际,才于九日下达退却命令……当我接到命令时,部队已陷入极度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亦已很难掌握其部队了。因而演成了最后一幕可避免而终不能避免的大悲剧。”当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顾祝同,在其《墨三九十自述》中说:我军退守苏州河时,“全般态势愈形不利。

  委员长等于十月二十八日,亲临苏州指示作战机宜”。下文不说蒋介石指示了什么机宜,却说“十一月五日,日军以有力部队,突由金山卫一带登陆,企图抄袭松江、青浦、安亭,堵截断京沪、沪杭两路交通,同时苏州河南岸阵地亦被日军突破,我军以腹背受胁,又缺精锐之生力军可资使用,乃不得不于十一月八日夜开始向嘉兴、苏州一带撤退……部队单位既多,沿途拥塞,加以飞机轰炸扫射,死伤不少,秩序混乱,部队大都失去掌握。”张发奎、顾祝同虽因立场、地位等关系不得不为其尊者讳,但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某些实情。

  当时的前敌总指挥陈诚,在抗战刚胜利时的私人回忆中就明确地说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时,领袖由电话问陈如何处置,陈答以须调整战线后,领袖又命陈再支持三日,结果蒙受不利之溃退。”由此可见,蒋介石由于决策错误、贻失战机,而成为中国军队大溃败的主要责任者。这一点事实上是知情将领早就形成的共识。可是台湾当局出版的各种抗日战史,对此均不提及。

  台湾当局出版的许多战史,为了掩盖某些事实或制造某种假象,有时还故意篡改档案。

  仍以淞沪会战为例,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1937年11月10日第三战区对左翼军下达的“作字第十号”撤退命令,“收容阵地之占领”一项中,原文是令“十九集团军以第六十六军占领安亭、方泰、外岗(不含)附近要点……第二十一集团军以有力部队占领外岗、嘉定附近诸要点……以五十六师占领晏塘、浏河附近要点”,以掩护第十五集团军及第十九、第二十一集团军自身的撤退,并未令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占领收容阵地。但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及史政局所编的《抗日战史》等书,都改为“第十九集团军以第七十三军占领杨家村、方泰镇附近各要点……第十五集团军以有力部队占领石岗门、嘉定城附近诸要点……”掩护撤退。当时陈诚并未在左翼军中指挥作战,是薛岳指挥的,所以命令中“本阵地占领部署”一项的原文是:“在转进期间应由左翼军薛总司令适应状况部署各集团军之行动”,而上述两书竟将“薛总司令”篡改为“陈总司令”。

  又,《第三战区第三期作战计划》本来是在淞沪作战部队分别撤至吴福线日由南京下达的,其方针是“为了打破敌由杭州湾方面包围我军之企图,并巩固首都”。可是台湾当局出版的战史,却将这一计划下达的日期改为11月8日,并删掉了打破敌军包围企图这一首要目的。同时还在顾祝同于11月8日夜匆忙下达的撤退命令之前,增添上“第三战区基于上述第三期作战计划,随即于11月8日下达初期阵地转移部署命令”。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制造蒋介石早有预见的假象,使读者相信淞沪作战部队是预有计划地转移阵地,而不是仓皇溃退。

  不过这种作伪手法破绽太多,即使不与其他大量资料对照,仅从计划自身内容亦可看出其不实之处。《计划》中的“指导要领”规定:“由京沪方面抽调两个师经宜兴至吴兴”;第三条规定:“沪杭线方面应扼守崇德、石湾、南浔及临平、吴兴线日,杭州湾登陆日军第一梯队第18师团和第6师团尚在松江西南及亭林镇附近,第二梯队第114师团尚未登陆,淞沪战场左右翼军也还未被切断联系,而且军事委员会9日尚“决定以右翼军扼守既设之乍嘉阵地”,为什么要京沪两个师从太湖北绕道去太湖以南的吴兴呢?为什么放弃1935年即已修建的乍嘉线和海嘉线两道国防线防卫工事,而要求扼守两阵地以南并没有既设国防工事的崇德至临平之线呢?可见这个计划绝不是11月8日下达的。这类的例子俯拾皆是,几乎在每个战役的叙述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而,台湾当局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绝大多数不能真正、完全地反映抗日战场的真实面貌。

  我国大陆各地现存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档案异常丰富,而且保管良好,整理有序,为正面战场作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但国民政府时期的战斗详报、作战总结以及各种新闻媒介在当时发表的战况报道等,因军一些将领为邀功、诿过等个人目的,或为激励士气、鼓舞人心等宣传需要,经常虚构战情,浮夸战绩。如果使用不慎,可能造成失实。

  据抗战时任第18军参谋长的赵秀昆说:1940年枣、宜会战时,他“任宜昌守城部队18军18师参谋长,是放弃宜昌最后阵地飞机场东北角镇境山的人,时在6月11日黄昏……但在档案资料中,6月14日陈诚致蒋介石密电说:‘宜昌城区仍由我罗师(18师)一部固守’。”他还说:“1943年5月……下旬,(日军)向长江南岸的18军防守的石碑要塞进攻。六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18军,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蒋介石急令六战区留11师固守石碑要塞,其余均后撤到茅坪、野山关一线师在撤退中发现日军已经趁夜全线撤走,向军长方天报告……(我)直接以电话报告军令部。

  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喜出望外,命军令部次长林蔚直接以电线军军长方天,大意:鄂西战役结局,国内外影响甚大,要注意宣传,你们速拟一战报,以电话直接报军令部,政府将对有功将领加以勋奖。方天令我亲拟战报,肆意夸张,军令部更进一步虚构、夸张,这就出现了6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以及各大报纸的‘鄂西大捷之经过’的战报报道。其中有:‘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以其第3、第13、第34、第39、第58等6个师团为骨干,另附第14、第17独立旅团所编成之第11军,向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我军以石碑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塞地带,我统帅则特颁手令于要塞守备部队方天……诸将领,明示以此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严令全体官兵固守要塞……敌军屡以密集部队向我要塞决死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内以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

  其中除‘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是我信笔编造外,其余敌军总兵力和什么蒋介石手令,都是军令部捏造的。”新闻媒介在当时进行宣传,或者还可以理解,明知其不实却作为史实,写成重要文件就很难使人理解了。

  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1946年抗战胜利后写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对此次战役是这样写的:“敌第39师团、第13师团主力,及第3师团、第34师团、第58师团一部,均先后转用于宜昌西岸地区。敌酋第11军军长高木义人(系横山勇之误)亲至宜昌指挥,似有一举攻占我第一线要塞,威胁恩、巴之企图。我军早有周密之准备,我最高统帅并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碑要塞乃我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惟一良机……当敌开始向我要塞外进攻时,我守备部队沉着应战,待敌陷入我之圈内,将其全部歼灭,故八斗冲、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战斗,屡次进犯之敌,均无一生还。敌第39师团主力及第34师团之一部,几全部被我消灭,而由偏岩窜占木桥之敌,亦被我消灭大半……此次进犯之敌,总兵力约十万之兵……其结果只赢得数万具尸体”,等等。

  另外,政府军队在一些作战中制定的计划、命令,文字阐述也是头头是道,但有些并未实行,有的未全执行。由此可见,即使是原始档案,亦可能有失实之处,不可不慎加辨析。

  海峡两岸参加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的军官、将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不少战争回忆录,这是研究正面战场作战的宝贵资料。但个人见闻总难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全凭记忆也易因年久产生错误。

  以南京保卫战为例,当时的第103师第618团团长万式炯和该团第3营营长赵旭对参加江阴防守战斗的回忆就有矛盾。万说1937年12月1日晚奉命“向镇江转进”,“夜晚十时,我师退至江阴城西方之钱家村,遭敌伏击”,“第613团团长罗熠斌中弹阵亡”。而赵则说12月1日日军“向我103师阵地猛扑”,“激战两日两夜,守住了要塞”,但我第613团团长罗熠斌阵亡;12月2日方奉命“向镇江转移”,“当夜开始撤退”。仍以南京保卫战为例,当时的教导总队副队长兼第1旅旅长周振强记该总队的兵力部署是:“第1旅……为右翼队,担任紫金山老虎洞、西山至工兵学校之线旅……为总预备队,集结在太平门、中山门附近。”而当时任第2旅第3团团长的李西开则记为:第2旅也在第1线阵地,“担任陵园新村、中山陵西侧、灵谷寺至老虎洞侧一带地区之守备。右与第1旅、左与第3旅联系。”由此可见,使用回忆资料时,仍须与其他资料对照研究,方能避免失实。

  研究历史,回顾以往的成就和过失,以便达到鉴往知来、古为今用之目的,首先必须对史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一番梳理。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的研究同样必须以史料的真实为前提,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在弄清战争的真实面貌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高度考察战局的发展,严肃认真地把抗日战争发生的原因、中日双方的具体情况、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性质、正面战场作战的历史过程以及战略决策和战役指导的成败得失等,如实、系统地反映出来。

  虽然现在的常规战争已进入高新技术战争时代,不同于过去的抗日战争,战场环境、作战样式、战术原则、作战理论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但它们本身都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都不能与历史截然分开

  在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的原则下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仍有许多东西,特别是战略运用和战役指导等方面可资借鉴。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军事领导者误认为多地带阵地防御,第一阵地带尚未被突破,后方阵地带又构筑起来,因而是不能突破的,于是建筑马其诺防线,实行甘末林的防御战略。英国在亚敏会战使用坦克,德军交叉火网不能阻止其前进,只因英坦克停止等待协同的步兵延误了时间,德阵地才未被突破。德国从中认识到:如果攻者改进步、坦协同作战,提高进攻速度,使防者来不及建筑后方阵地,则多地带阵地防御是可以突破的,遂采取闪击战略,提高进攻速度,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一战而溃、希特勒蹂躏欧洲。

  有鉴于此,我们编写这部《正面战场作战记》。参加撰写和编审的人员,有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共两党的将领,也有研究中国现代史和军事史的学者。

  我们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中日及各有关方面的资料进行相互印证、研究,实事求是地反映正面战场的作战,既不增加什么,也不减少什么;既不为之“擦粉”,也不为之“抹黑”,让世界各国的读者了解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的真实历史,也为今后《中国抗日战争作战史》的撰写奠定一些基础,同时希望有与之配套的《中国抗日战争政治史》《中国抗日战争外交史》《中国抗日战争经济史》等著作相继问世,以便对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作出更为全面、系统的总结。

  以台儿庄会战为例,此战日军承认的伤亡是11984人,李宗仁向蒋介石报告的歼敌人数是2万余人,而当蒋介石向外宣布大捷时,数据成了:“是役敌死伤三万余众,我缴获步枪万余枝,轻重机枪九百三十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门,坦克四十辆,大炮五十余门,俘敌无数。敌板垣及矾谷师团主力业已被我歼灭。”很明显是做了一些夸大。(孙挺信著《中日长江大决战》第33页)

  不独大的战役,即便是有影响力的小胜利,在对外宣传上也往往加以夸张。比如孙立人一战成名的仁安羌大捷,国民政府及白崇禧等人对外都宣称“敌遗尸1200具,解英军7000多人之危,救出驮马1000多匹,美国教士与新闻记者500人。”(《白崇禧回忆录》P230)也就是说仅日军死亡人数就有1200人。

  然而据1942年4月20日(仁安羌大捷第二天)远征军高级将领罗卓英给蒋介石的战况报告称:“现据孙师长报称:……敌向南退却,其死伤约500余名,我亦伤亡百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P1419)当天远征军美方指挥官史迪威在其日记中也说:“38师(孙立人的师)重新占领了仁安羌,击毙了400名日本人。”(《史迪威日记》1942年4月20日)也就是说,仁安羌大捷其实敌人死伤人数也就四五百人,并不像国民政府所说的“遗尸1200具”。

  不仅中央政府这么干,地方军政部门也不含糊,比如据时任《广州日报》采访主任的张家耀在其日记中所记:“1938年10月15日,报社收到第四路军政治部发来的特讯,谓我军在福田大捷。

  编辑部人心振奋,以特大号字标题第一版刊出抗战胜利的好消息。……可是这则报导原来是夸大战果,未符事实的。查实日军一个联队(即一个团)在敌机掩护下沿增(城)博(罗)公路向福田进犯,轻率冒进,遭到李振球部的坚强抵抗,敌军意外受挫,便退回博罗整顿。

  李振球部虽取得了小捷,但伤亡很大,恐难在福田持久作战,李便命所部向增城附近撤退,拟在增江右岸设防坚守。第四路军政治部主任李煦寰有意夸大战果,渲染战绩,企图邀功,故发出福田大捷的特讯要各报登载。

  一般市民听见战胜消息,人心大定。省动员委员会今天还筹备到前线去慰劳呢!晚上回报社,陈总编辑找我谈话。他对夸大战果的报导深表不满,他说如此下去,自欺欺人,终必自吃恶果。”(张家耀《广州弃守前后见闻日记(1938年10月12日-24日)》,《广州文史资料 第48辑 广州抗战纪实》163页)

  1941年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上报战果和对外宣传时说“歼敌4万余,死伤枕藉,并俘敌269名,获战利品甚多”。

  而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训话时则说:“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虏敌人很多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重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现在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的讲线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第九战区的战报有多么不可信。

  再如余汉谋所谓的 “粤北大捷”。余汉谋的十二集团军自1938年冬失守广州后即退守粤北主阵地,其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驻韶关。1939年日寇南支派遣军从广州大举进犯粤北,先头部队已到大坑口,韶关告急。

  后因日军要把兵力转投桂南会战而逐步退回广州原阵地,余汉谋指挥部队趁势追击日军取得了一些战果。余汉谋随后竟上报蒋介石吹嘘说毙敌一万多人,国民政府也照着公布俘虏、打死、打伤日军官兵共13966人。而《广东民国史》引述日方战史则称:“根据第二十一军司令部的记录,日军战死293名(39名军官),负伤1281名(57名军官),死伤共1574名。”(黎天荣《黄涛点滴》,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二辑 军政类》217页)

  如果说日军的数据也不一定准确的话,那么余汉谋的顶头上司张发奎提供的数据则更可信一些:“1000余敌人之骸骨埋葬在北江的草莽中,数十辆汽车之战利品进入我们的仓库,以及敌之倭奴军官数人和士兵58人,以颓丧之面色,屈膝在我们的前面……”由此可见“毙敌一万”的说法完全不靠谱。张发奎本人还道出了所谓“粤北大捷”的真相:“根据余汉谋呈交给我,而我又转呈给中央的报告,我们在粤北打了一场大胜仗。但事实上我们被打败了,尽管余汉谋印了一本小册子《粤北大捷》。

  我无法评论其它战区的所谓大捷,但我确实了解在我自己战区发生的事,我是在现场担任指挥,所以我知道,我们把粤北战役视为胜仗,只是因为敌人攻下英德之后马上后撤并未进攻韶关。既然余汉谋宣称他已立功,我自然不想去同他作对。

  于是,我利用这个‘粤北大捷’举荐余汉谋接替我担任战区司令长官。”(左双文《张发奎与两广抗战论述》,抗日战争研究 1995年第4期P94)上行下效,既然长官们都能靠虚报战功得到提拔,那么基层的军官就更变本加厉了。

  比如著名的平型关大捷,朱德和彭德怀后来在八路军内部的准确说法是日军“死了五百人”,“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的步枪”,而在报战功时成了“将敌歼灭一千余人”,而到了向蒋介石报告时又成了:“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余激战,……敌官兵被击毙者,尸横山野,一部被俘虏缴械,获汽车、坦克车、枪炮及其他军用品甚多。”(刘凤翰著《抗日战史论集——纪念抗战五十周年》297页)这层层加码,可知八路军向国军报告和对外宣传时,数据也是加了不少水分的。再如,根据战时《解放日报》公布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歼灭(毙伤俘投诚)日军的数量是52.7万日军。

  而根据1945年延安公布的统计材料显示,八路军和新四军共抗击的侵华日军数量是75.87万人,占全部侵华日军的69%,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就是说中共部队消灭了其所面对侵华日军的三分之二以上,这显然不大可靠。而根据现有资料,整个中国抗战期间被中国军队消灭的日军数量为四五十万左右,这就说明《解放日报》的宣传还是有些水分的。

  1944年3月21日还曾专门就夸大抗日战绩的问题致电十八集团军总部、山东军区和晋西北说:“查我军战报,多年沿用加倍数目发表的办法,用以扩大影响。但此种办法,对群众为不忠实,对党内造成虚假作风,对敌人则引起轻视,对外界则引起怀疑。嗣后,我军公布战绩的数字一律不准扩大,均发表实数,望转令所属严格执行。”(《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集》第21册第106页)

  说中国军队夸大抗日战绩并不意味着日军的数据就是正确的,恰恰相反,日军的战报也是水分十足,有些甚至还很离谱。比如淞沪会战日军自称伤亡总数为40672人,其中阵亡9115人。

  而在《第九师作战经过之概要——上海附近之战斗与南京攻略》的原始报告中,在1937年11月上旬追击军队前,该师团业已阵亡官兵3833人,受伤8527人。也就是说,第9师团阵亡人数占淞沪会战日军公布阵亡总数的42%。而第9师团是在淞沪会战开战一个多月后才参加作战的,没有参加闸北、罗店、大场等地的激烈争夺战。

  日军参加淞沪会战的共有10个师团,难道其他9个师团的平均阵亡数还不到该师团的1/5?很显然日军对外公布的伤亡数字是有问题的。还有,全面抗战刚刚开始仅三个月,日军就已经宣布击落中国空军飞机3000多架,要知道抗战开始中国总共也就600多架飞机,其中可用于第一线作战且编入作战部队的仅296架。由此可见,日军的战报水分也大了去了。(王云飞《八年抗战到底歼灭了多少日军》《杂文月刊(原创版)》 2008年05期)

  而关于在华日军阵亡的总人数,《岗村宁次回忆录》中的说法是:“(1946年7月1日)九时半在办事院处内,举行中国事变以来阵亡军民追悼会。阵亡者约20万,近半数为我部下,不胜伤感。尽管仪式简单,总算了却一桩心愿。” (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33页)而无论是依据后来日方公布的资料还是根据中方和美方的资料,关内侵华日军阵亡总数至少在40万以上(不包括东北)。据此可知,日军的数据其实也不靠谱。

  石牌之战确实是一场值得称道的战斗,国军战士的英勇让人感叹。但是,随着我国互联网史学和大数据云考证的日益发展,对于这场战斗的说法也日益玄幻——什么“二战最大刺刀战”、“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云云,数见不鲜。歼敌数字也在一路攀升,从几千到两万多,令人惊叹。

  其实想想就知道,1943年之后的日军,停止进攻了吗?中国的大中城市,停止失守的步伐了吗?离日本投降还有3个月的时候,日军还能发动湘西作战这样的攻势,1945年8月8日还有县城沦陷(江西丰城),我们有什么底气像苏联人看待斯大林格勒一样看待石牌战斗——或者说看待任何一场战斗?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在哪儿?

  1.歼灭这一地区的国军主力(包括江防部队和第10集团军等);2.确保长江航运(从宜昌向东)。

  可以看到,两部战史对于石牌战斗本身并未有过多的说明,可见这场战斗虽然激烈,但是也只是全线激烈战斗中的一部分。日军在第三阶段的战斗里,付出了较大伤亡,终于在攻下石牌附近的大朱家坪后无力继续进攻,选择撤退;同时国军(按照国军战史的说法)开始反击。

  鄂西会战,日军战前目标基本实现,可以说国军是战败的。而石牌战斗中的国军虽然英勇,但确实没有某些人所说的那样闪光。

  就说石牌战斗,以“勇将”著称的国军十一师师长胡琏一方面表示“与阵地共存亡”,另一方面又在江边暗备小船,准备必要时逃命;打到最艰苦的第五天,国军十八军军长认为难以支撑,已经下令部队撤退,突然接到后卫部队报告,说入夜后日军阵地枪炮声沉寂,已经悄悄撤退了,这才下令立即追回撤退命令,同时向重庆报告“石牌大捷”。今天不了解这些,以一两篇文章就“恢复历史真面”,同样是弱不禁风的单薄。

  我们说这些作战指挥高层的犹豫与动摇,丝毫不减弱石牌战斗中国军官兵奋勇作战和英勇牺牲精神的可贵可叹,它同样是中国人不屈精神的杰出代表。

  说这些是要说明我们过去描述历史的时候有太多理想主义,今天想要再现一部公正的历史,再不能仅仅凭另一种理想主义了。

  我只知道那地方离刘备火烧连营的地方不远,冷兵器时代,刘备几万人都没地方扎营,只能拉成一字长蛇阵,现在居然能搞几万人的刺刀战?

  石牌战役的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抗战时空之枢” ,转发这篇文章,以飨网友。

  央视播放抗战片“宜昌保卫战”,该片由宜昌大撤退和石牌保卫战两部分组成。

  1937年,抗战爆发,敌强我弱,现代战争不再是古代战争时的斗智斗勇,而是军事、经济、科技诸多方面较量的综合。由于在军队装备、兵员素质和战术上优劣差别太大。弱者的一方几乎在任何战役、战斗级别都难获胜。

  国民政府唯一的希望是在战略上取胜,就是以空间换时间,以湖南湖北等地为第二棱线,在此形成长期对峙,以待世界局势变化。也有战略,主张的是人民战争。

  1940年6月,宜昌失陷。日军占领宜昌后,有了前进机场,轰炸机有了护航机的掩护,重庆就沦为日机疯狂轰炸的目标。重庆承受着二战爆发以来最惨烈的轰炸。仅仅是41年6月5日的轰炸,就造成死亡数千人,重庆人心惶惶。

  在凇沪战役时,国军是一天打光一个师,在日军地、空、海立体火网下,堪称是血肉磨房。而在石牌这处要点,日军重炮辎重弹药已经难以运来。强大的海军在长江中上游无从发挥。国军有地利人和的优势,是预设的中日决战阵地。

  尽管日军技术优势已经不大,国军作战英勇感人,但战斗力仍然不如日军。只四日的血战打得惊心动魄,岌岌可危,对比日军在松山战役,一个大队足足守卫了三个月,国军伤亡过万。可知,即便是在火力相当的情况下,国军官兵素质仍远差于日军。

  然而,石牌还是保住了,石牌战役的胜利终于显示出双方战略上的高低差距,这种差距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作用且一闪而过,使得日寇之前之后的一系列胜利变得毫无意义。

  分析评价抗战,研判各场战役的得失,不能按普通战争战役角度,比如抱着这样的思维:决战决胜,某场战役是两国交战的转折点,该战役消灭敌人多少有生力量,缴获多少武器弹药等等。这都是错的。

  对于国民政府而言,石牌第一、滇缅第二,豫湘桂战场第三,苏浙闽战场第四。第三、第四仍然是可换空间。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发动“豫湘桂战役”,国军大溃败,损失极其惨重。但国民政府仍然以主力在滇缅战场发动和保持对日寇的强大攻势,一直到1945年1月,盟军和中国远征军在滇缅取胜,中印公路、滇缅公路分别通车,终于打破日本对中国的包围封锁,中日两军战斗力此消彼长开始发生变化。

  空间换时间,还在于等待日本战略出错的时间。世所公认:日本军阀在战略上是短视的,或者说根本没有战略,从上到下没有战略只有“心理”。这种“心理”被人归纳为鼠窃,只要能偷能抢就一定去偷去抢,一旦吞进就把住不放,肯以命相搏。如果轻易取得,野心立刻就会膨胀,贪心万丈,得寸进尺;而如果被当头一棒,就垂头丧气,折转方向。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本是擅自行动,日本大本营根本不同意,他们还没有想好此时和中国开战,但东北军不抵抗使得关东军轻而易举的吞并东北,接着是热河。 这就极大刺激了日军军人的野心,侵略中国的野心再也无法遏制了。石原莞尔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发动者,精心准备了多年。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通盘策划,是非常成功的,有着日本人少见的冷静清醒,他反对继续侵略中国,但已经无法阻止。

  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以及英美在东南亚基地,战果辉煌。日军对英美作战立刻信心暴棚,侵略战火顷刻燃变整个亚太。

  相反的例子也有,日军在诺门罕惨败后,北进计划立刻被废弃,南进方案立刻启用。中途岛战役之后,日军对美作战立刻转攻为守。但坚守的决心却无比坚强,要以“玉碎”为终。

  日本终归是小国,小国心理。这种心理非要以战略为名,那就是他们自吹的“蚕食”战略,“蚕食中国”、“蚕食太平洋”、“蚕食地球”。

  军以空间换时间,相对应的,军则是以时间换空间。两者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形成正反合的关系。日军侵华的弱点始终在于兵力不足,占领后没有足够兵力守备,守卫一个县甚至不到一个中队,这就给八路军、新四军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创造了良机。从37年一直到40年的百团大战期间,敌后根据地的数量、规模都在不断地扩大。但百团大战后,日军开始重视八路军根据地,41年到42年间,连续的扫荡、合围、三光政策,八路军、新四军损失很大,五一大扫荡后,冀中根据地完全损失。根据地人口从一亿下降到五千万以下,八路军由四十万减到三十万。而42年整整一年,日军对国军除了发动一次破坏机场的浙赣战役之外,并无其他行动。

  而此时八路军已经发展到有正规军60万,民兵100万,新四军正规军兵力也增加到近20万,根据地人口恢复到1亿。

  所以,在算彭德怀历史旧账时,有个“三国志”说法:“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但是,三国能存在,在于蜀、吴两国互成犄角。以时间换空间,也同样有个极限,就是军不能被日军打垮,国军牵制了侵华日军主力师团。如果石牌被攻破,重庆不保,国民政府顷刻之间不是垮台就是成为。抗战立刻演变成日军希望的“支那治安战”,那时的日军回头对付,就以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能力,类似五一大扫荡的惨败难以避免。

  抗战能打成这样的结果,是敌我友多方的合力,是中华民族之幸。未来同日本再战,研究日本右翼心理同研究其战略同样重要。

  战略作战,需求遵循分批歼敌的政策。中共中央决议把第一个歼击政策选择在东北战场。 辽沈战争是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之间进行的。第一阶段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于10月15日打下锦州,歼敌10余万,俘敌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范汉杰。截断了北宁线,封闭了东北与华北的陆上通道。长春守敌不坚定,一部起义,一部投诚,长春顺畅解放。第二阶段从10月20日开端至28日,进行了辽西会战,东北野战军全歼了试图重占锦州,夺路南逃的廖耀湘兵团10万余人。第三阶段从10月29日至11月2日,东北野战军解放了沈阳和营口,东北全境得以解放。辽沈战争共歼敌47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连同其他战场的成功,公民解放军上升为300万人,戎行则下降为290万人。全国军事形势呈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从此,公民解放军不仅在质上占了优势,并且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辽沈战争的成功,使得公民解放军具有了一个稳固的具有必定工业根底的战略后方,并具有了东北野战军这支近百万的战略预备队,为今后解放平津与华北发明了有利的条件。正如同志所指出的“这是我国革新的成功和我国平和的实现现已迫近的标志。” 淮海战争从1948年11月6日建议,至1949年1月10日完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1月6日至22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徐州以东碾庄区域,围歼敌人黄伯韬兵团,击毙敌兵团司令黄伯韬。敌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3000人在贾汪、台儿庄区域起义。从11月23日至12月15日,是淮海战争的第二阶段。首要作战政策是消除由豫南赶来声援而孤军突击的黄维兵团。华夏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全歼敌第十二兵团于双堆集区域,生俘兵团司令黄维。在此期间,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带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撤离徐州,被华东野战军主力合围在陈官庄一带,孙元良兵团被消除。第三阶段从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公民解放军建议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击毙兵团司令邱清泉,生俘副总司令杜聿明。至此,淮海战争成功完毕。这次战争合计歼敌55.5万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阔的区域。控制的心脏地带京、沪一带彻底露出于公民解放军的进犯之下。 平津战争是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之间进行的。平津战争第一阶段从1948年11月29日至12月21日,依据中共断定的对平、津、张实施围而不打或割而不围的作战政策,公民解放军完成了对平、津、张的战略包围和战争切割任务,使敌人失掉南逃或西窜的可能,造成了解放军从容歼敌的态势。第二阶段从12月21日至1949年1月15日,公民解放军按照先打两端、后取中心的作战政策,先消除新保安之敌两个师,接着消除由张家口包围之敌七个师,并于1月14日总攻天津,全歼守敌13万人,生俘敌警备司令陈长捷。第三阶段从1月16日至31日,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派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有力地促进下,通过商洽,傅作义率部25万余人承受平和改编,北平平和解放。整个平津战争共消除和改编敌军达52万人,华北根本上取得解放,并使华北、东北这两大解放区彻底连成一片。 三大战争的成功,使公民群众成功地完成了与敌主力的战略决战。三大战争共进行了142天,消除敌人173个师,合计154万多人。连同在此期间其他区域的作战,公民解放军合计歼敌182万人。这意味着赖以维持其反抗控制的首要军事力量根本上已被消除殆尽。三大战争的成功,奠定了公民解放战争在全国成功的稳固根底。作战布景:公民解放军通过两年的英勇作战,到1948年秋,敌我力量比照进一步呈现了有利于革新而不利于反革新的改变。首先,敌我两边军事力量的比照发生了改变。这时,公民解放军现已增加到了280万人,第一线总军力则超过了敌人。通过新式整兵运动,三军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也是大大加强了。此刻,戎行的全面防护和分区防护都现已破产,为了防止各个被歼,蒋介石决议实施要点防护,实际上现已失掉了完好的战线,短少进行战略机动的军力。因而,从军事上来说决战的时机现已老练。其次,在政治上现已空前孤立,不光控制区的公民群众日益看清蒋介石反革新集团内战、独裁卖国的反革新实质,并且内部也是矛盾重重,陷于土崩瓦解的困境之中,经济上,控制区也是一片混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整个经济处于溃散的边缘。而这时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却是蒸蒸日上。其时各首要解放区现已连成一片,面积到达23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4.5%,人口有1.6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5.3%。并且通过土地改革,解放区农人的革新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解放军的后方进一步稳固。 这些状况表明,公民解放军同戎行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现已老练。中共拟定了关于第三年的军事计划,决议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地建议攻势,进行几次大的战争,把战争引向控制区。横店有个影视基地,就是拍电影和电视剧的片场,类似于美国的好莱坞。前段时间拍了许多抗日题材的片子,有几部不错,可是绝大多数偷工减料,情节根本相同,都包括一个抗日英豪或者抗日英豪团队,都击毙了一个或一群日军高级将领,都摧毁了日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首要是细菌武器),也各有特色,比如:有的片子用手榴弹打下了日军飞机;有的片子一拳把鬼子劈成两半儿;。观众们都烦了。什么横店战争、横店绞肉机都是我们戏弄那些抗日神剧的。

本文链接:http://convertvlc.com/fantankezhendi/747.html